序 蓝克宽
近期,蓝朝云送来他辍笔不久的《喜鹊之歌》第二部《双雄神剑》的稿子让我看,并恳请写序,我回想阅读第一部《浴火神侣》留下的深刻印象,便情不自禁地答应了。
早在二十多年前,壮族著名诗人韦其麟大师在他的长诗《百鸟衣》再版的《前记》中写到:“《百鸟衣》是根据壮族民间故事创作的叙事长诗。1955年6月在《长江文艺》发表,接着《人民文学》和《新华月报》分别转载。”“我写长诗时,吸取了民间故事的基本情节,但对主人公的身世、成长过程和结尾等都根据自己对现实生活的理解和认识作了改造和补充,也删去了原故事一些我认为不太合理、不够理想的情节。”(见韦其麟著《百鸟衣》再版《前记》,漓江出版社1998年9月版)。读罢朝云同志的《喜鹊之歌》第二部《双雄神剑》,我认为,此长诗是根据他多年田野采风收集到的布努瑶民间故事创作,而不是搜集、翻译、整理的民间叙事长诗。
《双雄神剑》是继《浴火神侣》之后,描写主人翁敢松与珍凤凄美爱恋故事的续篇。他们刻骨铭心、催人泪下、追求自由的爱情贯穿全书,悲欢兼有。但两人的爱情不是整日的卿卿我我、如胶似漆或哀怨忧伤、涕落衫巾,而是与公众的利益息息相关。为了黎民百姓能祛灾脱难,获得幸福,他们牺牲自己的一切,斗志昂扬,赴汤滔火,相互激励,奋勇前行,读来令人唏嘘、赞叹不已。
我曾多次阅读这两部姐妹长诗,掩卷之后常自语:作者对人物
塑造、故事情节、场面景物等描写惟肖惟妙,逼真如实,活灵活现,可以说,创作很成功,是布努瑶文化不可多得的瑰宝。
首先,作者运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手法,进行文字的艺术加工,匠心织就二十三篇感人的故事。
长诗的每篇故事都色彩纷呈,情节跌宕起伏,如大江长河,前波未止后浪至,波波相接,惊心动魄,且各唱段之间的悬念不穷,引人入胜。不是吗?时值布努瑶山地一妖魔呼风唤雨,兴风作浪,伤人吃肉,并散布霍乱,导致尸骨成堆,哀鸿遍野。符华先·法华凤和密洛陀让主人翁敢松和珍凤的魂灵变为人样,一路杀妖魔鬼怪和虎豹豺狼,历尽艰辛,终于登上弥兰山,取回多功能神剑。这些壮举可歌可泣,让人阅后难于忘怀。
其次,参照古今汉语诗歌的押韵妙招作词。
凡是唱词,都参照汉语诗歌的押韵规则,双句押韵,通顺易懂,实为难得。
这种押韵妙招表明:作者造句作诗时,将布努瑶用语习惯和汉语诗歌的规律交融为一体,从而达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美化目的。”(费孝通著《中华文化的重建》第298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3月版。)
最后,各唱段的开头和结尾皆“过门”。
何谓“过门”?即歌唱者在每一段唱词开始时,常用承上启下的调子唱“耶—呃——哦—,麻尼勒—先喔喔”(此为布努瑶古语,意思为“故事是这样的”或“开始啦”)。
结尾用“麻尼勒—先喔喔”(这也是布努瑶古语,有“我唱到此,你可以接着唱”或“有什么问题或疑问请提出来”的意思)。
这种“过门”词,类似于汉语歌词中的“衬词”,“是中国民歌语言表现的一个十分显著的特点,有着丰富多采的艺术表现力。对表达思想感情,增强生活气息,渲染某种气氛,显示地方风格,丰富音乐表现手法等起了一定的作用。”(余铨著《歌词创作简论》第122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2月版。)
综上可知:长诗《喜鹊之歌》第二部《双雄神剑》已形成一个光环:既有布努瑶的民族特色,更有布努瑶的语言特点,它的出版,可喜可贺。
顺笔至此,我想起全国著名教授、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会长陶立璠先生在朝云同志的长诗《喜鹊之歌》第一部《浴火神侣》写的序中的点赞:弹指30多年过去了,蓝朝云“终于把《喜鹊之歌》(第一部《浴火神侣》)以诗歌的形式创作出来。用心良苦,实是为了延续布努瑶民间文学的文脉,使其代代传承。从这个角度看,同样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价值。可以说,这是对瑶族文化的贡献。”当代著名大作家蓝怀昌在序二中兴高采烈地说到:蓝朝云“在创作《喜鹊之歌》(第一部《浴火神侣》)的过程中,始终把爱当作精神世界的唯一永恒,因此,作品保持了传统叙事诗的结构框架,保持了布努瑶的语言特色,在细节上大胆加工,诗句上不断润色、提升,使整部长诗的语言含蓄、凝练,增强了可读性。从整体上看,作者的创作是成功的,是布努瑶文学史上的一个创举。”这话用作《双雄神剑》的赞语亦不为过,恰到好处。
勿庸讳言,我写的这篇序言纯属受到上述两位大师的金玉良言的开导,荣幸之至哉。
我可以推定:待到第三部《史传神棍》问世,整部《喜鹊之歌》将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上当之无愧的第二部《百鸟衣》。正是:相距六十六年诞生的两部长诗,“像天上两颗星星,永远在一起闪耀。
”二〇二一年7月8日于南宁半山丽园阿鸾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