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给犯罪嫌疑人看卷后竟被投诉并遭

近日，北京律师侯志远被律协处分的事情，引发法律圈儿热议。一是剧情太过狗血：得到律师帮助的犯罪嫌疑人反过来投诉律师，妥妥的农夫与蛇的剧情；二是律协做法令人寒心：作为律师娘家的律协面对如此投诉竟然对律师做出处分；第三则是由此引发的法律条文的理解的重新普及：一个顿号竟然给不少法律人造成了众多的错误解读。

律媒英才团队一直坚决维护律师的合法权益，坚决反对针对律师的错误行为，更坚决反对有关方面对律师依法执业行为的错误处罚。此前，河南女律师邵玉娟在法院被法警带背铐殴打，我们团队就积极发声。现在，遇到侯律师这样令人生气的事情，当然要大声疾呼，为侯律师鸣个不平。

狗血剧情：得到律师帮助的犯罪嫌疑人，反手投诉辩护律师

综合目前网上多篇文章透露的信息，事情的经过应该是这样的：

2024年，北京的侯志远律师代理了某犯罪嫌疑人的假冒注册商标罪的案件，在该犯罪嫌疑人被取保候审期间，2024年12月16日，侯志远律师通过微信将案件诉讼文书卷及3组证据材料的PDF扫描件发给了犯罪嫌疑人，并且明确提醒“不得转发，只能自己核对，目前属于秘密，一旦泄露要追究责任的”。

后来，某犯罪嫌疑人的案件很快取得了较好的结果，其为了少付律师费等目的，竟然把帮助自己的侯律师投诉到了律协，认为律师把案卷材料发给他的行为涉嫌违规。

再后来，北京市律协《处分决定书》依据中华全国律协发布的《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下称《规范》）第三十七条，认定其“向犯罪嫌疑人提供案卷材料超出合理范围和必要限度”，给予纪律处分。 

争议核心：刑事诉讼法不设限，律协设限？

北京市律协的处分依据，即中华全国律协发布的《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第三十七条，“律师参与刑事诉讼获取的案卷材料，不得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亲友以及其他单位和个人提供，不得擅自向媒体和社会公众披露。”

北京市律协认为，律师可以就案件情况及有关证据向犯罪嫌疑人进行核实，但侯律师的行为已超出了核实有关证据的合理范围和必要限度，其行为明显不当，已构成违规。遂对侯律师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

对《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第三十七条，绝大多数刑辩律普遍的理解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作为整体修饰“亲友”，即仅禁止向当事人亲友及外界披露，而向本人提供属于合法核实证据。

同时，该《规范》第二十六条明确规定：“辩护律师可以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交的与辩护有关的书面材料，也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与辩护有关的文件与材料。”此条规定，直接赋予律师向当事人提供材料的权利，且未设限制。但处分决定中此条款未被提及。

此外，《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四款规定，辩护律师自审查起诉阶段起“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有关证据”。四川大学韩旭教授也表示，被告人作为案件亲历者，“对定案起关键证明作用”，若无法查阅办案机关的指控证据，无异于“裸考”，质证权形同虚设。

清华大学易延友教授也表示，《刑事诉讼法》规定律师可向当事人核实证据，自然包括提供卷宗材料。下位法《规范》第三十七条的禁止对象明确是“亲友及外界”，律协却自行创设“合理范围”的限制，纯属无依据滥权。易延友质疑说，“请问什么才是合理范围和必要限度呢？律协如此解释的依据是什么呢？究竟是哪条法律或实施细则有更加详尽的规定，还是律协惩戒委员会的委员脑子里自己划定了界限，然后不管法律和细则如何规定，自己创造了一个并不符合法律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则，强加于本案，滥施惩戒呢？答案显然是后者。”

有文章也指出，2021年，北京郝某超律师因向被告人移交证人证言核实被投诉，海淀区律协调查后认定“不存在违规”。相同城市、相同行为，四年后律协的处理结果竟然截然相反，不得不令人吃惊感慨。

深层矛盾：法律解释权之争与辩护权萎缩

金宏伟律师撰文表示：“如今看了侯志远这个处分，我看各个群里的律师都被整懵了。怎么地，连给嫌疑人/被告人本人都不行了？律协对第37条的理解，怎么和律师们对第37条的理解，差距这么大呢？而且，啥叫‘合理范围和必要限度’？就算是律师们都理解错了，律师们都误会了第37条，律协能不能给咱们整明明白白地？要不然，一边说律师有权向嫌疑人/被告人核实证据，另一边又不说清‘合理范围和必要限度’的边界在哪。”

韩旭教授则表示，当前律师执业环境本就不佳，改革方向应是扩充而非限制权利。若对核实证据过度设限，将导致制度功能丧失。域外实践普遍允许律师向当事人交付卷宗副本。

当然，犯罪嫌疑人反手举报帮助自己的律师，确认令人寒心。但是，从律师的角度来说，在遭遇当事人如此的背刺的时候，本想着作为娘家人的律协能够公正处理的时候，结果却遭遇如此的结果，难免更加令人痛心。

【责任编辑：作家报编辑  蓝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