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美女荟传奇故事】之当代红色娘

        多少年之后我仍然常常想起这些童年难忘的情趣场景，仿佛是一种集体的欢娱，觉得它明亮、跳跃和欢腾；而它的深处却有一种很复杂的东西，既甜蜜又苦涩。尽管现在看来是如此辛酸、苍白的娱乐，但那竟是渴盼了一年才能实现的愿望。我多么希望我家有朝一日，过年也能像人家那样燃放一挂长长的鞭啊！以至于在10年禁止燃放烟花炮竹的年代，我一直对“禁放”的决定耿耿于怀，几千年春节放鞭习俗和传统文化，怎么能说禁就禁呢？在全国人民的强烈愿望和一片呼声中，2006年包括北京在内的所有大城市，又恢复了春节放鞭的传统习俗，我喜不自禁地乐成了一个“老顽童”。“白发无情侵老境，青灯有味似儿时。”每年过春节总要买几个千字头的长鞭，从年三十除夕燃放到大年初一。我觉得春节燃放鞭炮，是一个迎春的喜庆、合家欢乐的象征、家和万事兴的兆头，更是对童年的美好“还愿”。

        记得小时候过春节到舅舅家拜年，无论晴天还是雨天，父亲总喜欢高高兴兴地把我放在他的颈脖子上骑着，我们家乡俗称“骑马肩”。尽管我不是那种“子把父当马”的人，但是在我父亲的心里，“父望子成龙”的观念恐怕早已有之。父亲本来就是一个寡言少语的人，除了过年之外，我很少看到他对我有好脸色，无论读书学习，还是日常生活管得特别严。之所以如此苛刻，就因为他一辈子受苦受难太多、太深，他不想让我步他的后尘，倒希望我成为改换门庭和改写家族历史的人。尽管父亲从来没有这么表白过，但是我自幼就从他的眼神里，从他对我的苛刻要求里能够感悟得到。

        苦难是人生的最好老师。1958年我刚刚5岁，属于朦朦胧胧地记事儿的年龄。国家发起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父母每天早上6点钟左右，就要赶到离垸5里远的地方去抗旱，去晚了就会被“插白旗”、遭批斗。由于家里没有老人看护，父母只好狠心地把我和两个弟妹丢在家里。记得那年夏天的一个早晨，我躺在用两扇房门搭成的简易床铺上，一个翻身滚到了地上，正巧一扇房门随之倒下压在我身上，我动弹不得，嘴巴和鼻子都在流血，疼痛和害怕交织在一起，我拼命地“哇哇”大哭起来。也不知道哭了多久，才被一个过路的老婆婆发现，把我救了出来。那时的农村别说设幼儿园，就连由一个老人看管孩子的托儿所都没有。管制农民的劳动纪律又出奇的严格，不管你家里有没有孩子，只要一天不出勤，一天不但不发给饭票（那时凭饭票吃大食堂，各家各户全部砸锅卖铁为“大办钢铁”作贡献），而且还要遭到众人的“辩论”，或者把你围在人群中间，你推我搡地“炒豆”，那个时代的人都像“疯了”一样。

        由于家里没有老人照顾，父母为了不让我乱跑，更怕我走丢了，下一扇大门横栏在大门内面，把我们像猪娃一样“圈在家里”不许出门，吃喝拉撒全在里面。无奈我一个5岁的孩子，还得带着2岁多的妹妹和1岁多的弟弟。弟妹往往满身是灰，我见母亲回家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伤心地大哭起来。后来哭多了、哭够了，也就不再哭了。我逐渐懂得即使你再怎么哭，也不会有人来理会你的。一日三餐就指望着食堂里的大伯大妈给我们送饭吃，因而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本能地形成了一个求生存的理念，那就是必须具有在任何状态下都能够活下去的能力。由于不讲卫生，加之那时的医疗条件极差，身上到处都长有脓胞、疮疖，所以落到今天身上多处疤痕。以至于在公共浴室洗澡时，年轻人看到这些疤痕，还以为我是在战场上受的枪伤呢！

        稍稍长大之后，父母每次出门前总要叮嘱我，不要与别的孩子争吵、打架。偶尔我与别的小朋友“动手了”，母亲回来后不论我有理无理先打我再说。我那时特感委屈，有时甚至怀疑自己是否属她亲生的。长大后我才懂得这是母亲的无奈，母亲的严厉是怕我惹出是非来。弱国无外交，咱惹不起人只能躲着人。所以，我从小就渐渐地成为一个很有个性，但是又胆儿小的“乖孩子”，在一般情况下我从来不给父母添乱子。直到现在我无论在哪里，也无论干何种工作，从来不给领导添乱子。尽管人有个性，但是历来息事宁人。

      人们通常把苦难看做人生中纯粹消极的东西。其实苦难是人格的试金石，面对苦难的态度，最能表明一个人是否具有内在的尊严。苦难也许会改变你的行为轨迹，却不能摧毁你的尊严与傲气。每个人的“人格”并非是一成不变的，他对待痛苦的态度，本身就在铸造着人格的内涵。

        记得在我六七岁的时候正赶上全国大饥荒，我第一次真实地尝到了“贫穷”和“饥饿”的真实滋味。我自己当时就是一个孩子，还必须照看两个弟妹。我们兄妹3个饱少饥多，加之医疗条件极差，就在我6岁那年，两个弟妹都先后病死了。每每回想起来就感到伤心落泪，是我没有尽职尽责地看护好弟妹。于是垸里有些好事的妇道人家，纷纷议论我母亲是“克子星”，断定我也“活不长久”、“长不大”，我母亲伤心至极。出人意料的是我居然健康地存活下来了，因而垸里人都说我“命硬”。直到1961年以后，我家又先后增添了两个弟弟：宋才春和宋才友。

        我6岁就学会了做饭，那时人还没有灶台高，于是拿一个小板凳垫脚，踩着板凳儿做饭。提前做好饭，一是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二是小孩子一天到晚“穷折腾”特别容易饿，大人回家后就可以吃饭。凡是家里晒在外面的粮食或者其他东西，看护者和收拾者都是我。稍有空闲时间，我还要到垸里各个角落去捡拾狗屎猪粪交给生产队作肥料，尽量为家里多挣一点工分。当时一家人节衣缩食供我上学，尽管我年龄不大，但是能够体谅父母的艰辛，算得上垸里比较懂事的孩子。“好玩、贪玩”这些孩们的天性，在我身上却荡然无存。我以为人越是生活在这种艰难困境中，就越是要靠自己拼命奋斗去解救，人生的痛苦必须靠自己去摆脱。只有做到打死都不放弃，穷死也不叹气，才能够让笑话你的人最终成为笑柄。

        到我懂事儿的时候，我家的所有财产除了两间房屋之外，就只有一个祖传下来的“三节连体柜”和一个“老掉牙的橱柜”，吃饭用的小桌子摇摇晃晃，小板凳的四只脚高低不平。读小学的时候由于家里穷交不起学费，我放学回家后不得不像乞丐一样沿村挨户地捡破烂，从来舍不得不乱花1分钱。读小学的时候从来买不起本子，多是用毛边纸自己用线缝成本子使用。偶尔客人送来一个本子，我会把它看得比命还珍贵，往往在上面要反复作几次使用。由于老师不理解，几次当着众多学生的面把我的作业本丢在地上，引起哄堂讥笑。从小学到高中我没有使用过一支钢笔，除了用铅笔之外就是用蘸水笔。以至于我大学毕业工作多年后，仍然保留着使用蘸水笔的习惯。记得1977年11月23日，我出席粉碎“四人帮”后首届“广济县教育战线劳动模范表彰大会”，奖品是一本《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和一支刻有本次大会纪念字样的钢笔。我一直珍藏着把它带到大学，怎么也舍不得使用。因为那是一份神圣的荣誉，更是青春时光的见证。直到1981年底我与夏桂霞定亲的时候，才把这支珍贵的钢笔作为礼物送给了她。

照片为1987年拍摄的宋才发父母与部分家庭成员的合影

        由于没有爷爷奶奶照看小孩，所以从小学五年级开始，我每天必须带着两个弟弟一块上学，他们就安静地坐在我身边。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的教育制度与今天比较起来，有着更多的同情心、包容心和人情味。上初中以后，一放学我就回家帮助母亲做家务，从来没有时间和机会参加学校的课余体育活动，以至于到现在我都不喜欢体育活动。那时周五下午和周六、周日不上学，我必须到生产队里去劳动，不可能像别的孩子那样放学后满世界地玩。犁田、耙地、插秧、收割，什么样的农活我都干过。为了挣足学费，利用暑假到国营农场“卖苦力”的活儿都干过。

        记得有一天下午在国营万丈湖农场连城桥队插秧，由于收工太晚已经没有渡船了，我同几个“卖苦力”的同伴只好拼命游过去。由于我不会游泳，接连呛了几口水差点儿被淹死。尽管当时我懂不了多少读书的重要性，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那就是要想做一个像小学老师那样受人尊敬的人，就必须好好读书。农家子弟要想跳出农门，只有“读书”和“当兵”两条出路。我拼命地逃离农村并不是害怕当农民，而是梦想在最青春的岁月闯出一片属于我的新天地。因此从那时起，当教师就成了我向往的崇高职业。

        母校的一个善举就如同上帝在我危急的关头伸出了搭救的手。在我读高中的时候，由于肚子里没有多少油水，饭量特别大。在读高中一年级的时候，硬是被我母亲拽回家参加生产劳动，被迫中途辍学了。学校无论怎样劳动，毕竟有一个学习的氛围，那几天晚上我连做梦都想着继续去读书。大约过了两个星期，大金高中崔俊铭校长和陈永成主任，特地委派孙本德老师到我家做我父母的思想工作。他老人家语重心长地对我父母说：“您们家才发同学是块读书的料，您们放心好了，他今后会有出息的。高中的领导和老师研究过了，免除宋才发同学的学费，希望您们能够让他上学去。”我父母感动地流出了热泪，当即就让孙本德老师把我带回学校。如果没有母校对我孩子般地关爱，没有母校患难见真情的善举，也许就没有我今天的一切。

照片为2002年拍摄的宋才发父母与部分家庭成员的合影

        还记得在我高中毕业时，因为家里实在太穷，临近毕业用钱又更多一些，因而唯独那一年春节我家没有给舅舅家“送年岁”。有一次我们几个高中生从学校回家路过舅舅村子时，有几个村妇讥讽地大声对着我说：“连舅舅家年岁都送不起，还读什么书？如果换了我就不从这里走路。”我听后心如刀绞。穷人家的孩子在外走路都必须格外小心，生怕一不小心磕绊了别人。我并不怨恨哪些搬弄是非的村妇，只能怪我家家底太薄弱。没有送舅舅的年岁，终究是一件愧疚的事情。那时小学老师在人们的眼里还是“臭老九”，“孩子王”似乎是一个永远让人瞧不起的职业。我顾及不了那么多的“面子”，只求早点出来工作，早日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所以当1972年1月我高中毕业，广济县师范学校首次向应届高中生招收师范生的时候，我毅然填报了“广济师范学校”。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当时的决策是务实的，走的路是正确的。如果没有那几年当秘书和当教师垫的底子，1977年我无论如何是考不取华中师范学院的。正是这种艰难困苦的生活经历磨砺了我的意志和性格，使我从小树立起依靠自己的力量去改变自己命运的勇气和决心。

        记得1973年刚跨入20岁那年，我在广济县大金区委员会、革委会当秘书。一次偶然机会，父亲发现凡在区委会工作的人，几乎人人手上都戴有一块手表。他觉得我是家里祖祖辈辈第一个“吃皇粮”的人，无论如何不能让人家瞧不起。我那时每月工资只有34.5元，买一只“上海牌”手表，即使凭票或者“走后门”也得花上120元，这是我不吃不喝3个多月工资的总和。我压根就不是那种带手表的人，因而我拒绝了父亲的一番好意。但是没过多久，父母瞒着我把家里养了一年多的一头肥猪卖了，凑上家里的所有积蓄，硬是托人在县城给我买了一只上海牌的全防手表。

        “手表事件”在当时那片不太开化的地方，一夜之间成了一件“爆炸性的新闻”。以至于有人说我家“屋上只有仰瓦、没有扑瓦，居然手上戴手表，这是典型的翻身忘本。”更有人说我父亲是在犯“傻”。

照片为2001年春宋才发教授的父亲宋兴桂与母亲董秀英的合影。

        记得法国大文豪莫泊桑曾经说过：在富有的家庭里，一个寻快乐的人做些糊涂事情，最多是被旁人称为“花花公子”。而在日常用度缺乏的家庭里，一个孩子若是耗费父母的本钱，必定被人看成是一个坏人、一个恶棍、一个浪荡子，在人们的眼中，他是不可被原谅的。我还记得唐伯虎在《桃花厣歌》里说的一句至理名言：“别人笑我忒疯癫，我笑别人看不穿。”其实那些好事的人、似乎聪明绝顶的人，根本就不懂得一个纯朴、地道的农民的心。即使歌剧《白毛女》中的杨白劳穷到了那样的宭境，也不忘给自己的女儿买一根红头绳过年，足见在物质极端匮乏的时候，人也还要一点点以示自尊的“奢侈品”。

        我们的社会实在不缺少那样的“聪明人”，而恰恰缺少像我父亲这样的“傻子”。因为那些“聪明人”营造出来的只会是越来越自私的内心以及越来越庸俗的世界，而“傻子们”构造的却是一个人立世的范本和社会的底蘊。其实一个人对待时间的态度，说到底就是他对待人生的态度，由这种态度引发的种种结局就是“命运”。自从戴上这块寄托着双亲无限期望的手表，我不仅成了一辈子与时间赛跑的人，而且成了铁的遵守时间概念的人。直到现在无论外出开会，还是平时给学生授课，我总会提前十几分钟到达，宁可我等人家决不让人家等我，因为我懂得做人起码要守时、守信。这只手表伴随我走遍大江南北、跨过长城内外。我伴随着它“嘀嗒、嘀嗒”走动的声音和着心脏的律动，用青春和汗水打磨着如歌的岁月。人家有的是背景，而我有的只是背影。挫折和困境也曾令我倍受煎熬，几次快要击垮我昂扬斗志和前进脚步的时候，每每端详这块厚重而沉稳的手表，仿佛看到父母负重的背影，听到他们宽慰激励的话语，又使我重新振作起来去迎接新的黎明。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磨出了一篇篇科研论文，也培养出了一批批远远胜过我自己的后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