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丰湖丰：马家柚背后的“农业+旅游

第一章 东江潮涌：救驾与抉择的信仰分野

岭南的秋阳穿透浓密的木棉树冠，在惠州华阳镇的古战场上投下斑驳的光影。我踩着被岁月磨平的青石板路，耳畔仿佛回响着九十余年前的枪炮轰鸣。1925年10月，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的硝烟正浓，时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亲赴前线督战，却遭遇陈炯明叛军的猛烈反扑，部队溃散之际，叛军的刺刀已逼近指挥所。

就在这生死瞬间，一个矫健的身影冲破硝烟，一把背起瘫软在地的蒋介石，沿着田埂疾奔。子弹呼啸着掠过耳畔，野草被炮火引燃的焦味呛得人窒息，这个年仅22岁的青年凭借过人的体力和战场经验，硬是将蒋介石从鬼门关拉了回来。他便是陈赓，时任黄埔军校入伍生连长，这个日后令敌人闻风丧胆的红军将领，此刻还只是个眉宇间透着英气的年轻军官。

“陈赓救蒋”的故事很快传遍东征军，蒋介石对这位救命恩人感念不已，当即提拔他为侍从参谋，出入紧随左右，甚至许诺只要他忠心耿耿，日后必委以重任。在黄埔军校期间，陈赓凭借出色的军事才华和组织能力，成为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核心骨干，与周恩来、聂荣臻等共产党人交往甚密。我站在黄埔军校旧址的长廊下，看着墙壁上陈赓当年的照片，身着军装的他目光坚定，嘴角带着一丝不羁的笑意。讲解员告诉我，当时的陈赓既是蒋介石器重的得力干将，又是共产党秘密培养的革命力量，这种双重身份背后，是他对真理的执着探寻。

1926年秋，陈赓受党组织派遣赴苏联学习政治保卫和爆破技术，异国的冰雪未能冷却他的革命热情，反而让他对中国革命的道路有了更深刻的思考。1927年2月回国时，北伐战争的形势已悄然逆转，蒋介石的反共苗头日益明显。我在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旧址驻足，翻阅着当年的历史档案，字里行间记录着陈赓的挣扎与觉醒：他亲眼目睹蒋介石纵容部下镇压工农运动，亲眼看到昔日并肩作战的革命同志被无端逮捕杀害，那些“三民主义”的高调与现实的血腥形成刺眼的对比。

“道不同，不相为谋。”这是陈赓在日记中写下的心声。蒋介石曾亲自召见他，将一枚金灿灿的将官肩章放在桌上，承诺只要他脱离共产党，便任命他为国民革命军第1军军长。面对高官厚禄的诱惑，陈赓毅然转身，他在给蒋介石的信中写道：“先生曾教诲我们要为天下苍生谋幸福，如今却背道而驰，晚辈不敢苟同。信仰之路，各有选择，从此分道扬镳，望先生自重。”

 1927年7月，陈赓秘密前往江西南昌，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参与南昌起义的筹备工作。我站在南昌起义总指挥部旧址前，抚摸着斑驳的木门，仿佛能感受到当年陈赓在这里彻夜工作的身影。他放弃了唾手可得的荣华富贵，选择了一条布满荆棘的革命道路，这一抉择的背后，是对共产主义信仰的绝对忠诚，是初心在利益诱惑面前的坚定坚守。

第二章 沪上暗影：龙潭虎穴中的锄奸岁月

上海的霞飞路（今淮海中路）车水马龙，霓虹闪烁，很难想象九十余年前这里曾是白色恐怖笼罩的龙潭虎穴。1927年8月，南昌起义失利后，陈赓在会昌战斗中左腿负重伤，经香港辗转至上海就医。伤愈后，他接受周恩来的任命，化名“王庸”，担任中央特科首任情报科长，在隐蔽战线开启了新的战斗。

我走进上海中央特科机关旧址纪念馆，展厅里的老照片、旧文件还原了当年的秘密工作场景。陈赓凭借超群的智慧和灵活的应变能力，在华洋杂处的上海滩构建起庞大的情报网络。他时而身着西装革履，化身风度翩翩的“洋行经理”；时而穿起工装短褂，融入工人群众；时而长袍马褂加身，成为往来于茶楼酒肆的“商人”。精通多种方言的他，操着地道的上海话与租界巡捕周旋，用流利的粤语结交帮会人士，甚至与国民党特务称兄道弟。

最令人称奇的是“陈赓抓陈赓”的传奇故事。当时租界巡捕房的洋探长兰普逊急于抓捕共产党要员陈赓，却不知眼前这位常来饮酒畅谈的“王庸先生”正是他要找的人。一次聚餐时，兰普逊恳切地托付 “王庸”协助抓捕陈赓，陈赓当即应允，转身便将敌人的抓捕计划传递给党组织，上演了一出绝妙的反间计。我在纪念馆的互动展区看到这段史实的复原场景，不禁为陈赓的胆识与智慧深深折服。

中央特科的核心任务之一便是锄奸，那些背叛革命、出卖同志的叛徒是党组织最危险的敌人。1929年8月，中央军委秘书白鑫叛变，导致彭湃、杨殷等几位重要领导人被捕牺牲。消息传来，陈赓悲愤交加，当即立下誓言：“不除叛徒，誓不罢休！”他通过内线迅速查明白鑫的藏身之处，制定了周密的锄奸计划。

1929年11月11日深夜，法租界霞飞路上，一辆黑色轿车缓缓停下，白鑫在国民党特务的护送下走出公寓。早已埋伏在此的特科行动队员突然发难，枪声划破夜空。陈赓亲自指挥这场锄奸行动，确保叛徒得到应有的惩罚。我站在当年的事发地点，虽然如今已是繁华的商业区，但闭上眼睛，仿佛仍能感受到当时的紧张与激烈。这场行动震慑了叛徒，保卫了党组织的安全，也让“王庸先生”的威名在敌特机关中广为流传。

在陈赓的领导下，中央特科建立起 “打进去、拉出来”的情报工作方针，不仅选派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等优秀党员打入国民党中统核心机构，还争取了杨登瀛、杨度等社会各界人士为革命效力。我在查阅史料时发现，陈赓与“洪宪六君子”之首的杨度结为忘年交，经周恩来批准发展其为秘密党员，杨度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为党提供了大量重要军政情报。周恩来曾称赞陈赓领导的情报工作“无孔不入、恰到好处”，这无疑是对他隐蔽战线工作的最高评价。

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的紧急情报传来，陈赓第一时间找到周恩来、聂荣臻商议对策，协助党中央迅速转移机关、疏散人员，避免了一场毁灭性的灾难。这段惊心动魄的经历，成为中央特科历史上的光辉一页，也彰显了陈赓在关键时刻的沉着与担当。

第三章 铁窗烈火：坚贞不屈的信仰考验

上海提篮桥监狱的高墙依旧矗立，只是如今已成为历史纪念馆。1933年3月，由于叛徒的出卖，陈赓在上海被捕，关押于此。我走进当年的牢房，狭小的空间里只有一扇小窗，阴暗潮湿的墙壁上仿佛还残留着革命先烈的血迹与呐喊。

敌人深知陈赓的重要性，对他软硬兼施。起初是严刑拷打，老虎凳、辣椒水等酷刑轮番上阵，陈赓被折磨得遍体鳞伤，却始终坚贞不屈。他在法庭上高唱《国际歌》，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我在纪念馆的档案中看到一份当年的审讯记录，上面清晰地记载着陈赓与敌人的对话，面对“招供即可免罪”的诱惑，他怒斥道：“共产党员的信仰是钢铁，不是酷刑所能动摇，不是利诱所能改变的！”

蒋介石得知陈赓被捕的消息后，再次试图劝降这位救命恩人。他下令将陈赓从上海押解到南昌，亲自出面召见。我站在南昌警备司令部旧址前，想象着当年的场景：蒋介石端坐堂上，试图用旧情打动陈赓，许诺只要他脱离共产党，便可官复原职，甚至给予更高的权力。陈赓却不为所动，他义正词严地说道：“当年我救你，是因为你是北伐军的总司令，代表着革命的希望；如今你背叛革命，屠杀同胞，成为人民的公敌，我岂能与你同流合污！”

劝降不成，蒋介石又派陈赓的黄埔同学前来游说，这些昔日的同窗带着丰厚的礼品和高官厚禄的承诺，却都被陈赓一一回绝。他在狱中写下《给蒋介石的一封公开信》，痛斥其反革命行径，表达了自己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我在史料馆读到这封信的原文，字字句句都透着革命者的凛然正气，让人热血沸腾。

在狱中，陈赓始终保持着乐观的革命精神，他鼓励狱友坚持斗争，给大家讲述苏区的故事和红军的战绩。即使身陷囹圄，他依然不忘革命工作，通过秘密渠道与党组织保持联系。党组织和宋庆龄等爱国人士也在积极营救陈赓，经过多方努力，1933年5月，陈赓终于成功脱险。

然而，出狱后的陈赓并未得到完全的信任。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有人怀疑他是“叛变后被释放”，甚至派人企图暗杀他。幸得执行任务的是他曾经的部下，不忍加害，让他连夜逃走。我来到中央苏区旧址，讲解员告诉我，陈赓辗转抵达瑞金后，虽然暂时未能恢复党籍，但他毫无怨言，主动要求到彭杨步兵学校担任校长，将自己的军事知识传授给红军学员。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陈赓被任命为军委干部团团长，担负起掩护中央纵队的重任。在遵义会议期间，周恩来特意嘱托他：“你应当像在上海保卫党中央那样保卫这个会议的召开。”陈赓率领干部团出色地完成了警卫任务，确保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会议结束后，陈云代表组织宣布恢复陈赓的党籍，这个历经磨难的共产党员，终于重新回到了党的怀抱。站在遵义会议会址的庭院里，我仿佛看到陈赓听到这个消息时眼中闪烁的泪光，那是信仰历经考验后愈发坚定的光芒。

第四章 长征壮歌：铁血后卫的赤胆忠心

赤水河的流水蜿蜒向东，当年红军四渡赤水的渡口如今已建起纪念碑。我站在渡口旁，望着滔滔河水，脑海中浮现出陈赓率领干部团浴血奋战的场景。1934年10月，长征伊始，干部团作为中央纵队的机动部队，既要保卫党中央和军委机关的安全，又要在关键时刻投入战斗，掩护主力部队转移。

陈赓虽然腿伤未愈，行走不便，却始终身先士卒，带领干部团多次完成艰险任务。在突破乌江天险的战斗中，他亲自挑选勇士组成突击队，冒着敌人的炮火架设浮桥；在抢占娄山关的战役中，他率领干部团趁夜色突袭，为大部队打开了前进的通道。我沿着当年的长征路线前行，在娄山关的悬崖峭壁上，仍能看到当年红军战士凿刻的标语，那苍劲的字迹仿佛在诉说着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

1935年4月，金沙江畔，中央红军面临着敌人的围追堵截，能否顺利渡江成为决定长征成败的关键。陈赓率领干部团昼夜兼程，奔袭数百里，成功夺取皎平渡，控制了渡口和船只。在渡江过程中，他亲自在渡口指挥调度，连续奋战数日，确保党中央和红军主力安全渡过金沙江，彻底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我站在皎平渡大桥上，俯瞰着平静的江面，很难想象当年这里曾上演过怎样惊心动魄的渡江壮举。

长征途中的条件极为艰苦，缺衣少食，严寒酷暑，疾病流行，每一步都充满了挑战。陈赓作为干部团团长，不仅要指挥作战，还要关心战士们的生活。有一次，他看到一名小战士掉队，便不顾自己的腿伤，把马让给小战士骑，自己则拄着拐杖步行。我在红军长征纪念馆看到这幅场景的油画，画面中陈赓弯腰搀扶小战士的身影，让人感受到革命队伍中浓浓的战友情谊。

在过草地时，粮食断绝，战士们只能以草根、树皮充饥。陈赓将自己节省下来的青稞面分给伤员，自己则和大家一起挖野菜。有战士劝他：“团长，你腿不好，需要营养，还是你自己留着吃吧。”陈赓却笑着说：“革命队伍就是一家人，只要我们能一起走出草地，胜利就有希望。”我走进松潘草地的模拟展区，脚下是松软的泥炭地，身旁是枯黄的野草，切身感受到了当年红军过草地的艰难。正是凭借着这种团结互助、不畏艰险的精神，陈赓率领干部团跟随中央红军于 1935年10月顺利抵达陕北。

到达陕北后，陈赓先后担任红1军团第1师师长，参加了直罗镇、东征、西征和山城堡等战役。在直罗镇战役中，他率领红1师担任主攻任务，一举歼灭国民党军第109师，为党中央在陕北立足奠定了基础。我在直罗镇战役纪念馆看到陈赓当年使用过的望远镜，镜身上的划痕记录着战火的洗礼，也见证着他为革命事业立下的赫赫战功。

第五章 太行烽火：386旅的抗日传奇

太行山脉连绵起伏，苍松翠柏间掩映着八路军纪念馆。1937年7 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陈赓被任命为八路军第129师386旅旅长，率部东渡黄河，开赴华北抗日前线。我沿着当年386旅行军的路线前行，太行山区的每一座山峰、每一条沟壑，都留下了他们抗击日寇的足迹。

1937年10月，陈赓率部抵达正太铁路一线，面对装备精良的日军，他创造性地运用游击战战术，先后取得长生口、七亘村、广阳等战斗的胜利。七亘村战斗中，陈赓大胆运用“重叠设伏”的战术，在同一地点两次伏击日军，歼敌百余人，缴获大量物资。这种出其不意的战术运用，让日军大为震惊，也让386旅声名鹊起。我在七亘村伏击战遗址看到当年的战壕遗迹，讲解员详细介绍了陈赓的战术部署，让人不得不佩服他的军事谋略。

1938年3月，神头岭伏击战打响。陈赓经过实地勘察，发现神头岭地形特殊，公路两侧的山梁并不高，适合隐蔽设伏。他命令部队提前埋伏在山梁上，待日军进入伏击圈后，立即发起攻击。战斗中，386旅官兵奋勇杀敌，与日军展开白刃战，经过数小时激战，毙伤日军1500余人，击毁汽车百余辆。神头岭战斗被日军称为“典型的游击战歼灭战”，也成为八路军抗战的经典战例。我站在神头岭的山梁上，仿佛能看到当年八路军战士奋勇冲锋的身影，听到他们震天动地的呐喊。

太原失陷后，陈赓率领386旅深入敌后，依托太行山创建抗日根据地。1938年4月，日军调集重兵对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发动“九路围攻”，陈赓率部参加长乐村战斗，歼敌2200余人，彻底粉碎了日军的围攻计划。此后，他又率部转战冀南和鲁西北地区，开展破袭战、伏击战，打击日伪军的嚣张气焰。我在冀南抗日根据地旧址看到当年 386旅使用过的武器装备，虽然简陋，却见证了他们抗击日寇的辉煌战绩。

1939年2月，香城固战斗打响。当时日军在平原地区活动猖獗，认为八路军不敢在平原地带设伏。陈赓却反其道而行之，利用香城固附近的沙丘地形，布下口袋阵。他命令部队诱敌深入，待日军进入伏击圈后，立即发起猛攻。经过一昼夜激战，386旅歼灭日军精锐第20 师团搜索队百余人，击毁汽车 8辆，创造了平原地区诱伏战的典型战例。我在香城固战斗纪念馆看到当年的战场复原模型，沙丘起伏的地形中，八路军战士的埋伏阵地隐蔽巧妙，展现了陈赓高超的战术指挥能力。

1940年8月，百团大战爆发，陈赓率部参加榆辽战役，攻克榆社县城，摧毁日军的重要据点。在战斗中，386旅官兵不怕牺牲，奋勇攻坚，与日军展开激烈的巷战，最终成功收复榆社。1941年8月，陈赓担任太岳纵队司令员，领导创建岳南抗日根据地，粉碎了日伪军多次“扫荡”和“蚕食”。1942年10月，他组织指挥沁源围困战，带领沁源军民坚持斗争两年半，粉碎了日军“山地剿共实验区”的图谋，被八路军总部誉为群众性游击战争的范例。我在沁源围困战遗址看到当年军民挖掘的地道网络，这些纵横交错的地道，是陈赓领导抗日军民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精神的象征。

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陈赓不仅是一位出色的军事指挥员，还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工作者。他重视根据地建设，关心群众生活，发动群众参军参战，形成了军民鱼水情深的良好局面。我在太行山区走访时，当地老人还能讲述许多陈赓关心群众的故事，那些看似平凡的细节，却彰显着共产党人的为民初心。

第六章 中原逐鹿：解放战争的常胜将军

黄河岸边的风裹挟着历史的尘埃，1946年6月，解放战争全面爆发，陈赓率领晋冀鲁豫军区第4纵队转战晋南、晋西前线。我站在闻喜战役遗址前，望着滔滔黄河水，仿佛看到当年陈赓率领部队奋勇杀敌的壮阔场景。在三面受敌的不利态势下，陈赓坚持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运用大踏步运动战和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原则，先后组织指挥闻夏、同蒲、临浮战役，三战三捷，极大地鼓舞了全军士气。

临浮战役中，陈赓面对的是胡宗南麾下号称“天下第一旅”的王牌部队。这支部队装备精良，战斗力强，其旅长黄正诚更是留德归来的军事专家，自恃装备优势，骄横跋扈。战前，有人担心敌我装备差距过大，建议避其锋芒，但陈赓早已摸透敌人“骄兵必败”的脾气，他在作战会议上坚定地说：“越是王牌，越要打掉它的嚣张气焰！”他亲自勘察地形，制定了“诱敌深入、分割包围”的战术，将主力部队隐蔽在预设战场，只派少量兵力节节抗击，引诱敌人进入伏击圈。

1946年9月22日，战斗打响。“天下第一旅”果然如陈赓所料，长驱直入，毫无防备地钻进了我军布下的口袋阵。随着陈赓一声令下，埋伏在两侧山梁的部队如同猛虎下山，迅速切断敌人的退路，将其分割成数段。黄正诚见状大惊，试图组织突围，却被我军密集的火力压制在狭窄的河谷地带。激战至次日拂晓，这支部队被全部歼灭，黄正诚被活捉。当战士们将这位西装革履、戴着金丝眼镜的旅长带到陈赓面前时，他还难以置信地问：“你们到底是哪支部队？怎么会这么能打？”陈赓笑着回答：“我们是人民解放军，专打你们这些反动王牌！”我在临浮战役纪念馆看到当年缴获的敌军装备，那些崭新的美式枪械和火炮，无声地诉说着这场以弱胜强的辉煌战绩。

1947年7月，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党中央作出“大举出击，经略中原”的战略决策，陈赓与谢富治率领由第4纵队、第9 纵队和西北民主联军第38军组成的陈谢兵团，渡过黄河天险，挺进豫西。这一行动如同在敌人的腹地插上一把尖刀，打乱了国民党军的战略部署。我沿着当年陈谢兵团渡河的路线前行，黄河渡口的石碑上镌刻着“天险变通途”四个大字，让人想起当年部队冒着炮火强渡黄河的壮烈场景。

挺进豫西后，陈赓采取“牵牛战术”，巧妙牵制敌人主力。他率领部队时而攻城拔寨，时而迂回穿插，把国民党军第5兵团司令李铁军的部队拖得疲惫不堪。在宛西战役中，他指挥部队连克镇平、内乡、淅川、西峡口等县城，歼灭国民党军万余人；在宛东战役中，又与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主力密切配合，围歼敌人整编第58师。我在南阳战役纪念馆看到一幅巨大的作战地图，上面密密麻麻的红色箭头，标注着陈谢兵团转战豫西的路线，短短半年时间，部队转战千里，歼敌数万，创建了豫陕鄂解放区，圆满完成了党中央赋予的战略任务。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打响，陈赓被任命为中原野战军第4纵队司令员，率部参加围歼黄维兵团的战斗。黄维兵团是国民党军的精锐部队，下辖4个军12万人，装备精良，战斗力强悍，其指挥官黄维与陈赓同为黄埔一期同学，却始终坚持反动立场。战前，陈赓仔细研究了黄维的作战特点，深知这位老同学战术僵化、缺乏应变能力，于是制定了“诱敌深入、坚守阻击、分割围歼”的作战方案。

战斗初期，陈赓率部在浍河南岸的南坪集与黄维兵团展开“背水一战”，顽强阻击敌人的进攻，为大部队调整部署赢得了宝贵时间。当黄维误以为我军主力在此，集中兵力猛攻时，陈赓却率领部队主动后撤，诱敌渡过浍河。待敌人进入预设战场后，中原野战军主力迅速完成包围，将黄维兵团困在双堆集地区。此后，陈赓指挥部队采取堑壕战术，构筑纵横交错的交通壕和地堡，逐步紧缩包围圈，以“战壕对战壕、地堡对地堡”的方式，与敌人展开艰苦的拉锯战。战士们发明的“没良心炮”（用汽油桶制作的炸药抛射器）威力巨大，成为攻坚的利器，让敌人闻风丧胆。

在围歼黄维兵团的一个多月里，陈赓始终坚守在前线指挥，即使腿部旧伤复发，疼痛难忍，也坚持躺在担架上指挥战斗。他常对身边的参谋说：“黄维兵团是块硬骨头，但再硬的骨头我们也要啃下来！”1949年1月6日，总攻开始，陈赓率领部队从东南角发起猛攻，与兄弟部队协同作战，经过四天四夜的激战，终于全歼黄维兵团，生俘黄维。这场战斗的胜利，成为淮海战役决定性的转折点，为解放长江以北地区奠定了坚实基础。我站在双堆集烈士陵园，望着一排排整齐的墓碑，心中充满了对革命先烈的崇敬之情，正是他们的牺牲与奉献，换来了战役的胜利。

淮海战役结束后，陈赓率领第四兵团（由原第4纵队等部队整编而成）参加渡江战役。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陈赓率部从安庆至望江段强渡长江，突破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一路追击南下，先后解放南昌、赣州等地。随后，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第四兵团归第四野战军指挥，参加两广战役和滇南追歼战。在长达8000多公里的千里大追歼中，陈赓率领部队克服水土不服、后勤补给困难等诸多挑战，日夜兼程，连续作战，先后歼灭国民党军余汉谋集团和胡宗南集团残部，解放了广州、南宁、昆明等重要城市，彻底粉碎了敌人企图在华南、西南负隅顽抗的图谋。

解放昆明后，陈赓遇到了被俘的黄埔老同学宋希濂。宋希濂曾是国民党军华中“剿总”副总司令，手握重兵，与我军多次作战。被俘后，宋希濂一度情绪低落，甚至萌生自杀念头。陈赓得知后，亲自前往探望，没有丝毫胜利者的傲慢，反而像老朋友一样与他促膝长谈。他回忆起黄埔军校时的同窗岁月，分析了国民党失败的必然原因，鼓励宋希濂放下思想包袱，重新认识中国革命的道路。“我们当年都是怀着救国救民的理想走进黄埔，只是后来选择了不同的道路，”陈赓真诚地说，“如今新中国成立了，国家需要建设，你有文化、有能力，完全可以为人民做些有益的事情。”在陈赓的耐心劝说和关怀下，宋希濂逐渐走出阴霾，后来积极参与战犯改造，成为新中国的爱国人士，为国家的统一大业贡献了力量。这段温情的劝降故事，也成为陈赓光明磊落、胸怀宽广的生动写照。我在昆明抗战胜利纪念堂看到当年第四兵团入城的珍贵照片，照片中战士们精神抖擞，市民们夹道欢迎，一派军民同庆的热烈景象。

第七章 跨国远征：援越抗法与抗美援朝的铁血担当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陈赓却再次临危受命，肩负起跨国作战的重任。1950年1月，越南共产党主席胡志明秘密访问中国，请求中共中央派遣军事顾问帮助越南人民抗击法国殖民军，并且亲自点将要陈赓赴越。此时，陈赓刚刚率领第四兵团解放云南，还没来得及休整，接到毛泽东的命令后，他二话没说，立即着手准备。7月7日，陈赓率领一个高级工作组从昆明出发，穿越滇东南和越南北部的高山密林，历时二十多天，于7月27日抵达越共中央所在地——越南北部太原附近的密林小平坝。

故友重逢，胡志明激动不已，紧紧拥抱陈赓，即兴吟出诗句：“乱石山中高山卧，茂密林中英雄来”。陈赓谦逊地回应：“英雄两字，愧不敢当”，而胡志明坚持道：“当之无愧”。在深入了解越南战场的形势后，陈赓发现越军虽然士气高昂，但缺乏大规模作战经验，许多指挥员主张直接攻打敌军重要据点高平。陈赓凭借丰富的作战经验，力排众议，提出了“先打小据点、诱敌出援、运动歼敌”的作战方针。他耐心地向越军指挥员解释：“战役的关键是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而不是争夺城池。先打东溪，可拦腰切断四号公路，迫使高平、凉山之敌出兵增援，我们就能在运动中歼灭他们，届时高平自然不攻自破。”胡志明完全同意陈赓的意见，越共中央常委会也一致通过了这一作战方案。

为了统一思想，陈赓通过个别谈话、大会报告等多种形式，解答越军各级干部的疑问，打消他们的顾虑。越南人民军总司令武元甲听完陈赓的报告后深有感触地说：“报告给我的教育意义很大，希望陈赓留在越南直到战役结束。”胡志明更是直接嘱托他“包下这个战役的胜利”。1950年9月16日，东溪战斗打响，陈赓两天两夜没有合眼，始终与前线指挥部保持密切联系，及时调整作战部署。经过三天浴血奋战，越军成功攻克东溪，全歼守敌300余人，活捉指挥官。

东溪失守后，法军指挥部惊慌失措，命令高平守敌沙东少校率部南逃，又令七溪守敌勒巴上校带领两千余人北上接应。陈赓敏锐地捕捉到战机，建议在东溪附近布置口袋型伏击圈，先歼灭北上的勒巴兵团，再围歼南逃的沙东兵团。这是一场极其艰苦的山地战斗，越军战士连续作战九个昼夜，紧紧咬住敌人，不让其南北会合。最终，勒巴、沙东两兵团被全部歼灭，法军3个上校被俘，共歼敌3000余人。此役过后，法军在越北边境的防御体系全线崩溃，七溪、凉山等地守敌纷纷撤退。胡志明在干部集会上动情地说：“边界战役的胜利，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胜利！”

在越南期间，陈赓不仅以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赢得了越南军民的敬重，他的幽默风趣也给当地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越南的条件十分艰苦，工作组的生活也很简朴，负责招待的女服务员们总是尽心尽力地照顾他们。陈赓为了缓解紧张的工作气氛，根据服务员们的性格和外貌，给她们起了亲切的外号：性格活泼、皮肤白皙的叫“柠檬小姐”，笑容甜美、脸颊圆润的叫“菠萝姑娘”，做事干练、眼神明亮的叫“咖啡姑娘”。这些俏皮的外号让原本严肃的工作氛围变得轻松起来，越南同志也被陈赓的亲和力感染，与工作组的关系愈发融洽。我在越南边界战役纪念馆的资料中看到，这场胜利让越南人民军信心大增，也让陈赓的军事指挥艺术和人格魅力赢得了越南军民的深深折服。

1950年10月，陈赓圆满完成援越任务回国，还没来得及充分休整，朝鲜战争的烽火已经燃至鸭绿江边。1951年，陈赓主动请缨赴朝作战，毛泽东笑着说：“你陈赓就是好战，刚听说跟美帝打，你就有了精神，病也好了一半。”然而，就在陈赓准备率领第三兵团入朝之际，他在革命战争时期受过三次枪伤的左腿旧伤复发，踝关节红肿疼痛，无法行动，被迫留在北京治疗。即便在住院期间，他也时刻关注朝鲜战场的局势，多次向中央军委提出作战建议。

1951年8月，腿部刚刚消肿，陈赓便拄着拐杖再次入朝，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兼第三兵团司令员，协助彭德怀司令员指挥作战。此时，朝鲜战场正处于相持阶段，美军凭借装备优势，在战场上实施“磁性战术”，企图消耗我军有生力量。陈赓深入前线考察，结合志愿军的作战特点，提出了“零敲牛皮糖”的战术，即集中优势兵力，逐个歼灭敌人的小股部队，积小胜为大胜，逐步削弱敌人的战斗力。这一战术得到了彭德怀的充分肯定，并在全军推广，取得了显著成效。

在陈赓的指挥下，第三兵团下辖的第12军、第15军、第60军等部队先后参加了秋季防御战役、上甘岭战役等重要战斗。特别是在上甘岭战役中，陈赓参与指挥第15军和第12军，依托以坑道为骨干的防御体系，与美军展开了长达43天的激烈争夺战。美军先后投入6万余人的兵力，发射炮弹190余万发，炸弹5000余枚，将上甘岭的山头削低了两米多。而志愿军战士凭借顽强的意志，坚守坑道，反复与敌人争夺表面阵地，最终守住了阵地，歼敌2.5万余人，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防御奇迹。这场战役中，志愿军战士涌现出无数英雄事迹，黄继光用身体堵住枪眼、孙占元双腿被炸断仍坚持指挥战斗等壮举，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我在上甘岭战役纪念馆看到当年战士们使用过的坑道模型，那些狭窄的通道、简陋的掩体，让人难以想象他们是如何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战斗的。

由于长期劳累过度，再加上朝鲜战场恶劣的环境，陈赓的身体状况日益恶化，心脏病、失眠等旧疾加剧，常常需要服用超量的安眠药才能入睡。1951年底，中央军委考虑到他的健康状况，命令他回国治疗。尽管内心十分牵挂朝鲜战场，但陈赓还是服从了组织的决定，带着未竟的战斗心愿回到了祖国。这次跨国远征，无论是援越抗法还是抗美援朝，陈赓都以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和坚定的革命意志，为异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安全稳定立下了不朽功勋，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国际主义精神和铁血担当。

第八章 军工拓荒：哈军工的奠基岁月

回国治疗期间，陈赓的身体逐渐好转，但他始终牵挂着国家的国防事业。1952年6月，党中央、中央军委作出重大决策，决定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所集科研、教学于一体的综合性军事工程学院，以培养现代化军事技术人才，加快国防现代化建设的步伐。毛泽东主席亲自点将，任命陈赓为学院第一任院长兼政委，并叮嘱他：“把哈军工建设成中国的第二个黄埔军校”。这个任命对于一生征战的陈赓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挑战，但他深知这项任务的重要性，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命，从此告别了驰骋多年的战场，投身于国防教育事业的新征程。

当时的中国，百废待兴，筹建这样一所高水平的军事工程学院，面临着诸多困难：一无校址校舍，二无师资队伍，三无教材设备，四无管理经验。陈赓没有退缩，他把指挥打仗的劲头用到了办学上，提出了“边建、边教、边学”的方针，决心在荒地上建起一座现代化的军事学府。经过反复考察论证，学院的校址最终选定在哈尔滨南岗区的一片荒地，对外代号“103部队”。1953年4月25日，陈赓挥起铁锹，铲下了第一锹土，揭开了校园建设的序幕。为了加快工程进度，他经常不顾腿部旧伤，一瘸一拐地爬上脚手架，与工人交谈，查看工程质量。在他的带动下，建设者们夜以继日地奋战，仅仅7个月时间，首批 10 万平方米的教学科研楼、宿舍楼便拔地而起，创造了惊人的建设速度。

师资队伍是办学的核心。新中国成立初期，专业技术人才极度匮乏，陈赓深知“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他亲自挂帅，四处“挖人才”，拿着专家名单去找周恩来总理签字审批，有时为了赶上总理的时间，甚至会在早晨或夜间到西花厅等候，有一次还跟着总理进了洗手间，当场敲定了几位教授的调动事宜，留下了“总理在厕所办公”的佳话。为了吸纳优秀人才，陈赓不拘一格，甚至力排众议，将一位名叫沈毅的弹道专家从监狱中“请”了出来。沈毅曾是国民政府兵工总署的少将专员，起义后因贪污罪被判处死缓，但他精通多国语言，在弹道学领域造诣深厚，被同行称为“宝贝”。陈赓向毛泽东主席申请特批，让沈毅到学院立功赎罪，发挥其专业特长。在陈赓的诚意感召下，一大批知名专家教授从全国各地汇聚到哈尔滨，其中包括留美归来的导弹专家任新民、空气动力学家马明德、数学家卢庆骏等，为学院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师资基础。

办学过程中，陈赓始终坚持 “以教学为中心，以科研为先导”的理念，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他要求教师既要传授专业知识，也要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精神。在他的支持下，马明德教授带领团队土法上马，不到一年就建成了我国第一座实用性低速风洞，为航空航天领域的科研工作提供了重要保障；炮兵工程系导弹教研室的8 名教师，承担了全院5个系的多门弹道学课程和试验任务，超负荷运转却毫无怨言。陈赓对学生要求严格，强调 “政治过硬、技术精湛、作风优良”，他经常深入课堂、宿舍，与学生交流谈心，了解他们的学习和生活情况。有一次，他发现一名学生上课迟到，便语重心长地说：“你们是国防事业的未来，现在多学一点知识，将来就能为国家多做一份贡献，千万不能浪费宝贵的学习时间。”在他的言传身教下，哈军工形成了严谨治学、求真务实的优良校风。

1953年9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简称“哈军工”）正式成立并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主席为学院题写了“工学”二字作为学报名称，朱德、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纷纷题词祝贺。此时的哈军工已设有空军工程系、炮兵工程系、海军工程系、装甲兵工程系、工兵工程系等5个系，涵盖23个专业，成为亚洲最大的军事工程学院，也是全球唯一集海、陆、空三大军种及诸多兵种于一体的综合性军事院校。钱学森教授后来参观哈军工时，由衷赞叹：“这么短的时间内办起一所完整的、综合性的军事技术学院，在世界上也堪称奇迹！”

在陈赓的领导下，哈军工迅速发展壮大，不仅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军事技术人才，还承担了多项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为我国“两弹一星”等重大国防工程输送了骨干力量。即便后来职务多次变动，陈赓始终兼任哈军工院长一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都在为学院的发展操劳。这段军工拓荒岁月，陈赓以革命家的胆识和教育家的智慧，为我国国防科技高等教育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实现了从“常胜将军”到“军工泰斗”的华丽转身，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为国防现代化事业鞠躬尽瘁”的誓言。

第九章 烽火柔情：三段情缘里的铁血丹心

戎马一生的陈赓，不仅在战场上叱咤风云，在感情世界里也有着三段截然不同的情缘。少年时的包办婚姻是时代的枷锁，青年时与王根英的革命恋歌热烈而悲壮，中年时与傅涯的相濡以沫温情而坚定。每一段情缘都烙印着时代的褶皱，也映照出他率真坦荡、重情重义的铁血丹心——在刀光剑影的革命岁月里，爱情既是疲惫时的慰藉，也是前行路上的力量，更与他坚守一生的信仰紧紧相连。

少年决绝：挣脱包办婚姻的时代枷锁

湖南湘乡陈赓故居的庭院里，几株老桂树依旧枝繁叶茂，阳光穿过枝叶，在青石板上投下细碎的光影。讲解员指着堂屋墙上悬挂的旧式婚俗照片，轻声告诉我：“陈赓大将少年时，曾经历过一段包办婚姻。”这段被时代裹挟的情缘，成为他人生中一段短暂却深刻的印记。

陈赓出生于1897年，祖父陈益怀是清末湘军将领，曾官至花翎副将，陈家在当地是有声望的将门世家。尽管家境殷实，但封建礼教的束缚依然深重。1912年，年仅15岁的陈赓还在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祖父便为他定下了一门亲事，女方是邻村的姑娘陈碧君。陈碧君比陈赓年长两岁，性情温婉贤淑，勤劳朴实，是传统意义上的 “好媳妇”人选。祖父看重的是两家门当户对，父母也觉得这门亲事稳妥，便在陈赓不知情的情况下，敲定了婚期。

1913年，16岁的陈赓被家人从学校召回，被迫与陈碧君举行了婚礼。大红的喜轿、喧闹的鼓乐、繁复的礼节，在旁人看来是圆满的姻缘，对心怀家国抱负的陈赓来说，却是一种沉重的束缚。他自幼便受新思想影响，读过《革命军》《猛回头》等进步书籍，渴望走出家乡，投身革命洪流，而不是困在封建家庭的牢笼里，过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平庸生活。

新婚之夜，陈赓面对端庄羞涩的陈碧君，坦诚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碧君，我知道你是个好姑娘，但我志不在此。我不想一辈子守着家园，我要去外面闯荡，为国家、为百姓做些实事。我们的婚姻是长辈定下的，不是我的本意，委屈你了。”陈碧君虽是传统女性，但也看出了陈赓眼中的坚定与抱负，她没有哭闹，只是默默地低下了头，轻声说：“我懂你的心思，你放心去吧，家里有我照顾。”

此后的日子里，陈赓虽与陈碧君同住一个屋檐下，却始终坚守着底线，没有与她圆房。他一边帮着家里打理事务，一边偷偷联络进步青年，寻找外出的机会。1916年，机会终于来了，陈赓得知湘军正在招募士兵，便毅然告别家人，偷偷离家参军。临走前，他再次找到陈碧君，郑重地说：“碧君，我要去当兵了，可能很久都不会回来。你还年轻，不必等我，找个好人家嫁了吧。”陈碧君含泪摇了摇头，只是塞给他一包干粮和几块银元，叮嘱道：“在外照顾好自己，注意安全。”

 陈赓参军后，南征北战，逐渐走上革命道路，与陈碧君的联系也渐渐中断。而陈碧君则信守承诺，留在陈家照顾公婆，任劳任怨，直到多年后陈赓的父母去世，她才离开陈家，独自生活。这段没有爱情基础的包办婚姻，最终以这样一种无奈的方式落幕。

我站在陈赓故居的厢房里，想象着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如何在封建礼教的重压下，勇敢地追求自己的理想。这段情缘虽无爱情的甜蜜，却让我看到了陈赓骨子里的叛逆与决绝——他不愿被时代的枷锁束缚，更不愿为了世俗的眼光，放弃自己的信仰与追求。这种决绝，也为他日后在革命道路上，面对蒋介石的高官厚禄诱惑时，能够毅然转身埋下了伏笔。

革命恋歌：与王根英的生死契阔 

上海虹口区的四川北路，如今已是繁华的商业街，而在九十余年前，这里曾是上海工人运动的中心。1923年，26岁的陈赓受党组织派遣，来到上海从事工人运动和地下工作。也就是在这里，他遇到了生命中第一位挚爱的女性——王根英。

王根英出生于上海一个贫苦的工人家庭，11岁便进入纱厂做工，饱尝了资本家的剥削与压迫。在革命思想的影响下，她积极投身工人运动，凭借出色的组织能力和坚定的革命意志，成为上海工人运动的骨干力量，年仅19岁就当选为上海总工会委员。1923年，王根英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

 陈赓与王根英的相识，源于一场工人运动的动员大会。当时，陈赓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前往上海总工会指导工作。会上，王根英作为工人代表发言，她声音洪亮，言辞恳切，讲述了工人遭受的苦难和反抗的决心，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陈赓被这个年轻姑娘的勇气和热情深深吸引，而王根英也早就听说过陈赓在黄埔军校的传奇经历，对这位年轻有为的革命同志充满了敬佩。

此后，两人因工作频繁接触，共同的理想信念让他们越走越近。陈赓性格爽朗，风趣幽默，总能在紧张的工作中带来欢乐；王根英沉稳干练，细心周到，总能在关键时刻给陈赓提供帮助。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他们一起秘密传递情报，一起组织工人罢工，一起与国民党特务周旋，革命情谊在并肩作战中逐渐升华为爱情。

1927年，在武汉召开的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陈赓终于鼓起勇气，向王根英表白。当时，大会休息时，陈赓在一张纸条上写下“王根英同志，我向你郑重求婚，希望你能嫁给我！”，然后递给了王根英。王根英看后，脸颊微红，却没有直接回应，而是把纸条贴在了墙上，笑着说：“陈赓同志，你要公开求婚，我就公开答复你！”陈赓见状，立刻大声说道：“王根英同志，我陈赓真心爱你，愿意与你结为革命伴侣，同生共死！”在场的同志们纷纷鼓掌起哄，王根英这才羞涩地点了点头，答应了陈赓的求婚。

不久后，两人在武汉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周恩来、邓颖超等战友前来祝贺。婚礼上，周恩来笑着对陈赓说：“陈赓，你可真有办法，求婚都这么特别！”陈赓挠了挠头，笑着说：“革命年代，就要有革命的恋爱方式！”这场简单而热烈的婚礼，成为革命岁月里一段浪漫的佳话。

婚后，两人回到上海，继续从事地下工作。陈赓担任中央特科情报科长，王根英则负责党的地下交通工作。他们既是生活中的伴侣，也是工作中的战友，相互扶持，默契配合。为了躲避国民党特务的追捕，他们经常更换住处，有时住在洋行的阁楼里，有时躲在工人的棚户区，日子虽然艰苦，却充满了甜蜜。

1931年，陈赓因顾顺章叛变事件，被迫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而王根英则留在上海，继续坚持地下工作。分别时，两人在码头依依不舍，陈赓紧紧握着王根英的手说：“根英，等着我，革命胜利了，我一定回来找你！”王根英含泪点头：“陈赓，你要保重自己，我会一直等你！”没想到，这一别，竟成了两人最后的诀别。

1933年，王根英在上海不幸被捕。敌人对她严刑拷打，威逼利诱，试图让她出卖党组织和同志。但王根英始终坚贞不屈，怒斥敌人：“你们休想从我口中得到任何情报！共产党员是杀不完的！”在狱中，她积极参与狱友的斗争，鼓励大家坚持信仰，不要屈服。1939年3月，王根英被党组织营救出狱后，立即前往华北抗日前线，担任八路军第129师供给部财经干部学校政治指导员。

然而，命运却对这对革命伴侣格外残酷。1939年3月8日，日军对冀南抗日根据地发动突然袭击，王根英所在的部队被日军包围。在突围过程中，王根英为了掩护战友转移，不幸被日军子弹击中，壮烈牺牲，年仅33岁。

当时，陈赓正在前线指挥战斗，得知王根英牺牲的消息后，这位身经百战、从未在战场上流泪的硬汉，当场失声痛哭。他在日记中写道：“根英，你为革命牺牲了，我永远不会忘记你！我要为你报仇，消灭更多的敌人！”此后的日子里，陈赓把对王根英的思念化作了战斗的动力，在战场上更加英勇无畏。他始终珍藏着王根英的照片，每当夜深人静时，就会拿出来默默凝视，仿佛妻子还在身边。

这段革命恋歌，始于上海的风雨同舟，终于冀南的生死诀别，虽短暂却刻骨铭心。它让我看到了陈赓铁汉柔情的一面，也让我深刻体会到，革命先烈们不仅为信仰献出了生命，也为爱情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的爱情，是与革命事业紧密相连的，是无私而伟大的。

相濡以沫：与傅涯的岁月情深

1940年，太行山区的抗日烽火正旺。时任八路军第129师386旅旅长的陈赓，在一次干部会议上，遇到了刚从延安来到太行前线的傅涯。此时的陈赓，还沉浸在失去王根英的悲痛中，而傅涯的出现，如同一缕阳光，照亮了他灰暗的生活。

傅涯出生于江西樟树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年仅18岁的傅涯满怀爱国热情，毅然放弃了优渥的生活，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她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期间，刻苦努力，积极进步，很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傅涯被分配到八路军第129师工作，成为一名优秀的革命战士。

傅涯第一次见到陈赓时，就被这位传奇将军的风采所吸引。他虽然腿部受伤，走路一瘸一拐，却依然精神抖擞，眼神坚定；他说话风趣幽默，待人亲切随和，没有一点高级将领的架子。而陈赓也被傅涯的温柔善良、坚强勇敢所打动。傅涯知道陈赓的经历后，对他充满了敬佩与同情，经常主动关心他的生活，安慰他受伤的心灵。

在朝夕相处中，两人的感情逐渐升温。陈赓深知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也担心自己的经历会给傅涯带来痛苦，所以一直没有表白。而傅涯则看出了陈赓的顾虑，她主动对陈赓说：“陈赓同志，我知道你心里的伤痛，也知道革命道路的艰险，但我愿意陪在你身边，与你一起奋斗，一起迎接胜利的曙光。”

1943年，在战友们的见证下，陈赓与傅涯在太行山区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没有华丽的婚纱，没有丰盛的宴席，只有战友们的祝福和山野间的清风。婚礼上，陈赓握着傅涯的手，深情地说：“傅涯，谢谢你愿意嫁给我。我陈赓此生定不负你，定会用生命保护你，守护我们的革命事业。”傅涯含泪点头：“陈赓，我相信你，我们会永远在一起。”

婚后的生活，虽然依旧充满了战火与艰辛，却因彼此的陪伴而变得温暖。陈赓常年征战在外，傅涯便独自承担起照顾家庭的责任。她既要工作，又要照顾孩子，还要担心前线丈夫的安危，但她从未抱怨过，始终默默支持着陈赓的工作。

有一次，陈赓在战斗中腿部旧伤复发，住进了后方医院。傅涯得知后，不顾路途遥远和危险，连夜赶路前往医院照顾他。在医院里，傅涯悉心照料陈赓的饮食起居，为他擦洗伤口，喂他吃药，陪他聊天解闷。陈赓看着妻子疲惫的面容，心疼地说：“傅涯，辛苦你了，让你跟着我受苦了。”傅涯笑着说：“能陪在你身边，我一点都不觉得苦。只要你能早日康复，能打胜仗，我就满足了。”

新中国成立后，陈赓担任了重要的领导职务，工作更加繁忙。傅涯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从不搞特殊化。她悉心照料孩子们的成长，教育他们要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继承父亲的革命精神。同时，她也全力支持陈赓的工作，经常为他整理资料，分担工作压力。

陈赓虽然工作繁忙，但始终牵挂着家人。只要有时间，他就会陪伴傅涯和孩子们，带他们去公园散步，给他们讲故事，享受难得的天伦之乐。他风趣幽默的性格，让家里总是充满了欢声笑语。有一次，傅涯生病了，陈赓亲自下厨为她做饭，虽然手艺不佳，却让傅涯深受感动。

然而，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1957年，陈赓突发心肌梗塞，身体状况日益恶化。傅涯心急如焚，四处求医问药，悉心照料他的身体。她放弃了自己的工作，全身心地陪伴在陈赓身边，为他按摩、理疗，鼓励他积极治疗。在傅涯的精心照料下，陈赓的病情曾一度有所好转。

但长期的劳累和战争年代留下的旧伤，还是无情地吞噬了陈赓的生命。1961年3月16日，陈赓大将与世长辞。傅涯抱着陈赓的遗体，悲痛欲绝，泪水湿透了衣襟。她失去了最爱的丈夫，孩子们失去了敬爱的父亲。

陈赓去世后，傅涯强忍悲痛，独自抚养五个孩子长大成人。她始终坚守着陈赓的革命信仰，教育孩子们要以父亲为榜样，为国家和人民多做贡献。同时，她也致力于整理陈赓的革命事迹和资料，先后编写了《陈赓大将》《陈赓日记》等书籍，让更多的人了解陈赓的传奇一生和崇高精神。

傅涯一生都在践行着对陈赓的承诺，她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相濡以沫，生死与共”的爱情真谛。这份承诺不仅是相伴岁月里的不离不弃，更藏着一份跨越半生的理解与成全。2010年1月4日，傅涯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而她留给世人的最后一份深情，是为陈赓与两位革命伴侣铺就的团圆之路。

陈赓大将1961年逝世后，骨灰最初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2011年，遵照傅涯的遗愿，他的骨灰被迁至湖南湘乡老家龙洞乡泉湖村，与两位夫人合葬一处——右侧是33岁时为保护党内文件和公款壮烈牺牲的第一任夫人王根英烈士，左侧是陪伴他走过多年风雨的傅涯。这份合葬安排满含傅涯的无私与赤诚，她深知王根英与陈赓在武汉“五大”期间结缘、经周恩来邓颖超撮合成婚的革命深情，更懂陈赓在爱妻牺牲后“泪如泉涌、立誓守节三年”的伤痛，于是临终前执意促成二人团聚，最初甚至愿自己与父母合葬、不与陈赓同穴，最终这份胸怀让三人的英灵得以相守。

我站在这片静谧的墓前，望着正中矗立的陈赓墓碑（相较于两位夫人的墓碑更为高大），左右两侧的墓碑静静相伴，心中满是动容。这段情谊始于烽火连天的革命岁月：陈赓与王根英从工人夜校的师生到地下斗争的战友，用三次“纸条求婚”的佳话定格初心，却终究难敌战场别离；王根英牺牲三年后，陈赓在太行山下被演出《孔雀东南飞》时落泪的傅涯触动，经邓小平同志促成结为眷属，携手走过新中国的建设历程。傅涯不仅照料着陈赓与王根英的儿子陈知非，更耗时多年撰写《报国何计女儿身》，让王根英的烈士事迹广为人知。

跨越生死的相守，既见证了陈赓作为丈夫的责任担当，更彰显了革命伴侣间宽广的胸怀、相互理解与彼此成就的深厚情谊。从武汉的烽火结缘到太行的患难相依，从生前的相知相守到身后的合葬团圆，这段故事早已超越了普通的儿女情长，成为一段跨越时空的永恒佳话。

三段情缘，三种人生，却都烙印着陈赓对爱情的真诚与执着，对信仰的坚守与追求。在刀光剑影的革命岁月里，爱情是他疲惫时的慰藉，是他前行时的动力，是他铁血丹心背后最柔软的牵挂。而这三段情缘，也让陈赓的形象更加丰满、更加真实——他不仅是战场上叱咤风云的常胜将军，也是感情世界里重情重义的真君子。他的爱情故事，与他的革命事迹一样，永远值得我们铭记与缅怀。

第十章 薪火相传：将门之后的信仰接力

北京西山的晨光穿透薄雾，洒在陈赓大将的铜像上，也照亮了铜像前一群身着军装的身影。他们是陈赓的子女们——陈知非、陈知建、陈知庶、陈知涯、陈知进，一个个名字承载着父亲的期望，也延续着将门的荣光。陈赓大将生前常说：“我这辈子，为党和人民打仗，为国家搞国防，没什么遗憾。只希望你们能继承我的遗志，做对国家有用的人。”如今，他的子女们用一生践行着这份嘱托，在军队、科研、医疗等不同领域，续写着“初心不变、信仰永恒”的家族传承。

陈知非：军工报国的幕后脊梁

作为陈赓与王根英的长子，陈知非的童年是在颠沛流离与思念中度过的。1929年，他出生于上海，彼时父亲陈赓正率领中央特科在龙潭虎穴中与敌周旋，母亲王根英则忙于地下交通工作。由于革命工作的特殊性，陈知非出生后不久便被寄养在上海的工人家庭，直到 1939年母亲牺牲，他才被党组织接到延安，第一次见到了传说中的父亲。

在延安，陈知非见到了这位战功赫赫的父亲——他走路一瘸一拐，却总是笑容满面；他身居高位，却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和战士们同吃同住。陈赓对儿子没有过多的溺爱，只有严格的要求和深沉的期望。他经常对陈知非说：“我们干革命不是为了当官发财，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你要好好学习，将来学一门手艺，为国家的建设出一份力。”

受父亲的影响，陈知非从小就对机械工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46 年，他考入北方大学工学院（今华北工学院），学习机械制造专业。在学校里，他刻苦钻研，成绩优异，不仅掌握了扎实的专业知识，还继承了父亲坚韧不拔、求真务实的作风。毕业后，陈知非主动要求到基层军工企业工作，先后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航天部七七一所等单位任职，从一名普通的技术员做起，逐步成长为高级工程师。

在长春一汽工作期间，陈知非参与了我国第一辆解放牌汽车的研制和生产。当时，我国的汽车工业基础薄弱，技术设备落后，面临着诸多困难。陈知非和同事们一起，日夜奋战在生产一线，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题。他常常想起父亲在战场上“啃硬骨头”的精神，激励自己不能退缩。有一次，为了解决一个关键零部件的加工问题，他连续三天三夜没有合眼，反复试验，最终成功找到了解决方案，确保了解放牌汽车的顺利投产。

后来，陈知非调到航天部七七一所，投身于我国的航天事业。他参与了多种导弹、卫星的研制工作，负责机械结构设计和工艺改进。在工作中，他始终坚持“精益求精、万无一失”的原则，每一个设计方案都反复论证，每一个工艺细节都严格把关。他常对身边的年轻同事说：“我们搞航天的，一点差错都不能有，这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和荣誉，不能辜负党和人民的信任。”

陈知非的一生，始终坚守着父亲“军工报国”的遗志，默默奉献在国防科技战线。他没有利用父亲的光环谋取私利，而是凭借自己的努力和才华，为我国的汽车工业和航天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常说：“父亲是我的榜样，他的精神是我一生的财富。我能做的，就是继承他的遗志，为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复兴添砖加瓦。”

陈知建、陈知庶：戎马半生的将门虎子

陈赓与傅涯的长子陈知建、次子陈知庶，从小在军营中长大，听着父亲的战斗故事，看着父亲一身军装的飒爽英姿，心中早已埋下了从军的种子。陈赓对两个儿子寄予厚望，经常带他们到部队体验生活，教他们射击、骑马，培养他们的军人素养。他常说：“军人就要有军人的样子，要勇敢、忠诚、有担当。”

1969年，18岁的陈知建响应国家号召，参军入伍，成为一名普通的战士。他被分配到昆明军区某部，从基层连队的士兵做起，摸爬滚打，刻苦训练。在部队里，他从不提及自己的父亲是开国大将，而是以一名普通战士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他军事技能过硬，作风优良，很快就脱颖而出，从战士、班长、排长，逐步晋升为连长、营长、团长、师长。

在部队服役期间，陈知建始终牢记父亲的教诲，把“保家卫国”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他先后参加了边境自卫反击战等多次战斗，在战场上英勇无畏，指挥果断，多次荣立战功。有一次，在一次战斗中，他率领部队坚守阵地，面对敌人的猛烈进攻，他沉着冷静，灵活运用战术，带领战士们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冲锋，成功守住了阵地。战后，战友们才知道，这位英勇善战的指挥官，竟然是陈赓大将的儿子。

1994年，陈知建晋升为少将军衔，担任重庆警备区副司令员。在新的岗位上，他始终保持着军人的本色，狠抓部队建设，注重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和凝聚力。他经常深入基层连队，与战士们同吃同住同训练，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和生活情况，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他说：“父亲一生都在为部队建设操劳，我作为他的儿子，更要把部队建设好，让父亲放心。”

与哥哥陈知建一样，陈知庶也选择了戎马生涯。1973年，陈知庶参军入伍，在济南军区某部服役。他继承了父亲的军事天赋和指挥才能，在部队中表现出色，从基层军官逐步成长为高级将领。他先后担任过团长、师长、省军区参谋长、省军区司令员等职，积累了丰富的军事指挥和部队管理经验。

在担任某省军区司令员期间，陈知庶注重部队的现代化建设，积极推动部队信息化、机械化转型。他组织部队开展实战化训练，提高部队应对各种复杂情况的能力；他关心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加强与地方政府的沟通协调，形成了军民融合发展的良好局面。他常说：“父亲那一代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国家的安宁，我们这一代人要接过他们的枪，保卫好祖国的大好河山。”

2004年，陈知庶晋升为少将军衔，成为陈赓大将子女中又一位将军。他始终牢记父亲的遗志，把“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作为自己的最高准则，在部队建设和国防事业中默默奉献。他和哥哥陈知建一样，用半生戎马生涯，诠释了将门之后的责任与担当，延续了陈赓大将的军事传奇。

陈知涯：文武兼备的国防尖兵

陈赓与傅涯的三子陈知涯，从小就展现出了过人的才华和广泛的兴趣。他既继承了父亲的军事基因，又有着深厚的文化素养，是一位文武兼备的国防尖兵。

陈知涯早年参军入伍，在部队中接受了严格的军事训练，积累了基层工作经验。他先后在海军、陆军等多个兵种服役，从普通战士逐步晋升为军官。在部队服役期间，他注重学习，不仅刻苦钻研军事理论和战术知识，还广泛涉猎历史、哲学、文学等多个领域，不断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

1983年，陈知涯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学习军事指挥专业。在国防大学期间，他系统学习了现代军事理论和指挥艺术，深入研究了父亲陈赓的军事思想和作战经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军事见解。毕业后，他先后在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等单位工作，从事军事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

在军事理论研究领域，陈知涯成果丰硕。他撰写了多篇军事学术论文，出版了《陈赓军事文选》《现代战争与国防建设》等多部著作，对我国的军事理论发展和国防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他深入研究现代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军事理论观点，得到了军事界的广泛认可。

除了军事理论研究，陈知涯还积极参与国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工作。他经常到部队、学校、企事业单位作报告，讲述父亲陈赓的革命事迹和崇高精神，激励广大官兵和青少年爱国报国、奋发有为。他说：“父亲的革命事迹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有责任把它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铭记先烈，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近年来，陈知涯致力于推动中外军事交流与合作，先后访问了多个国家的军事院校和部队，与国外军事专家学者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探讨。他积极宣传我国的国防政策和军事理念，增进了国际社会对我国国防建设的了解和认同。他说：“在全球化的时代，国防建设需要国际合作，我们要以开放的心态，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同时也要展示我国的国防实力和和平意愿。”

陈知涯的一生，始终在军事理论研究、国防教育、中外军事交流等多个领域默默奉献。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继承和发扬了父亲陈赓的革命精神和军事思想，成为一名文武兼备的国防尖兵，为我国的国防事业和军事理论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陈知进：白衣执甲的生命卫士

陈赓与傅涯的女儿陈知进，是家中唯一的女孩，也是一位白衣执甲的生命卫士。她没有选择戎马生涯，而是继承了父亲“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投身于医疗事业，用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守护着人民的生命健康。

陈知进从小就受到父亲的影响，父亲常常对她说：“医生是救死扶伤的天使，能为老百姓解除病痛，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受父亲的启发，陈知进从小就立志要成为一名医生。1975年，陈知进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学习医学专业。在大学期间，她刻苦学习，勤奋钻研，掌握了扎实的医学知识和技能。

毕业后，陈知进被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工作，成为一名外科医生。在工作中，她始终牢记父亲的教诲，把“患者至上、生命至上”作为自己的执业理念。她对待患者态度和蔼，耐心细致，无论患者身份高低、贫富差距，都一视同仁。她刻苦钻研医术，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先后开展了多项新技术、新项目，成功救治了无数患者的生命。

有一次，一位重症患者急需手术，手术难度大、风险高，许多医生都不敢接手。陈知进得知情况后，主动请缨，承担了手术任务。她带领医疗团队，经过精心准备和周密部署，历时数小时，成功完成了手术，挽救了患者的生命。患者家属感动得热泪盈眶，送来了锦旗和感谢信，陈知进却谦虚地说：“这是我应该做的，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

在从事临床工作的同时，陈知进还注重医学科研和教学工作。她先后承担了多项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培养了多名医学专业人才。她常说：“医学是一门不断发展的科学，只有不断学习和创新，才能更好地为患者服务。”

作为陈赓大将的女儿，陈知进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从不搞特殊化。她在工作中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她常说：“父亲一生都在为人民谋幸福，我作为他的女儿，要继承他的遗志，用自己的医术为人民解除病痛，为国家的医疗卫生事业作出贡献。”

如今，陈赓大将的子女们都已年过花甲、古稀，但他们依然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默默奉献。他们没有躺在父亲的功劳簿上，而是凭借自己的努力和才华，在不同领域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成为了对国家、对人民有用的人。他们用一生践行着对父亲的承诺，继承了父亲的遗志，延续了“初心不变、信仰永恒”的家族传承。

我站在陈赓大将的故居前，望着他的子女们的照片，心中充满了敬佩与感动。陈赓大将虽然已经离我们远去，但他的精神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他的遗志被子女们代代相传。这种薪火相传的信仰，不仅是陈家的家族荣耀，更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它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而奋勇前进，让“初心不变、信仰永恒”的红色基因，在中华大地上永远传承下去。

第十一章 高山仰止：陈赓大将英名千古

 1955年9月27日，中南海怀仁堂内灯火璀璨，将星云集。新中国首次授衔授勋典礼在此隆重举行，历经北伐、长征、抗战与解放战争烽火洗礼的陈赓，身着笔挺军装步入会场，在万众瞩目之中被授予大将军衔，同时获颁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与一级解放勋章。

面对这份承载着战功与荣光的荣誉，陈赓依旧不改爽朗幽默的本色。毛泽东主席笑着同他打趣：“跟我干，总比跟蒋介石有出息吧？我看老蒋可给不了你大将军。”陈赓朗声回应：“大将军可不是您给的，是李聚奎他们搞评定给的！”引得在场将帅一阵会心大笑。授衔后回家，孩子们围着他追问军衔大小，他又笑着戏称自己是“芝麻将”，这个说法后来还被孩子们俏皮地传成了“芝麻酱”，成为一段流传甚广的家庭趣闻。

鲜少有人知晓的是，在这份荣耀的背后，陈赓的心中始终牵挂着那些牺牲的老战友。他曾对身边人感慨，这枚军衔勋章的分量，承载的不只是个人的战功，还有无数并肩作战却没能看到新中国成立的战友们的期盼。

1961年3月25日，春寒凝噎，举国同悲。首都各界翘楚云集中山公园中山堂，为开国大将陈赓同志举行国之公祭。这场规格空前的盛典，汇聚了党和国家领导人、战功赫赫的将帅、并肩奋斗的同志与满怀敬仰的民众，会场之内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无尽哀思漫溢穹苍，诉说着对一代名将猝然长辞的深切痛惜。这位戎马一生、战功彪炳且性情磊落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以58载人生书写了不朽传奇，他的离去让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

悼词昭史 尽述戎马丹心

公祭大会由中央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亲致悼词。他强忍悲恸，声音几度哽咽，字字泣血追忆与陈赓同志的战友情深：“陈赓同志自1922年投身中国共产党的怀抱，直至生命最后一刻，三十九载春秋，将毕生精力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与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 

悼词如史诗长卷，铺展了陈赓大将光辉壮阔的战斗生涯。从黄埔建军时的东征平叛，到南昌起义的烽火洗礼；从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铁血征程，到上海特科的隐蔽战线；从鄂豫皖与中央苏区的根据地建设，到抗日战争中神头岭、长乐村的赫赫战功；从解放战争里挺进中原、横扫西南的锐不可当，到援越抗法的国际主义担当，再到抗美援朝的异国鏖战。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每一个关键时期、每一场重大战事，都镌刻着他“打满全场”的骁勇身影，歼敌七十余万、解放两百余城的功勋彪炳日月，成为军事史上的传奇篇章。罗瑞卿大将动情赞颂：“他是我们最亲密的战友，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荣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无私奉献的一生！” 

群贤致哀 彰显至高荣哀

这场公祭之隆重，堪称旷世。党和国家领导人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亲临送别，十大元帅中九位亲赴现场，这份殊荣与哀思，彰显着陈赓大将在党内军内的崇高威望。

周恩来总理不顾公务繁冗，专程从外地星夜赶回北京，执意要与这位相交半生的战友作最后告别。他臂缠黑纱，胸佩素花，肃立在追悼人群最前排，初春的寒风凛冽刺骨，却不及他内心的悲怆深沉。总理双眼噙泪，向陈赓大将的遗像深深三鞠躬，随后紧紧握住陈赓夫人傅涯的手，声音凝重而沉痛：“陈赓同志的离去，是党和人民不可估量的巨大损失，他为革命建立的不朽功勋，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望着遗像上那张永远定格的爽朗笑貌，总理眼前想必浮现出这位曾在自家不拘小节寻食、在会场直言敢谏的爱将身影——那个始终充满活力与赤诚的“福将”，终究猝然长辞，令人痛彻心扉。

邓小平同志身着深色大衣，手持礼帽，低头默哀良久。自八路军时期起，两人便并肩作战，历经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的烽火岁月，十余载风雨同舟的战斗情谊，早已刻骨铭心。徐向前元帅伫立会场，难掩悲痛，喃喃自语：“当年在延安寒冬，他尚能洗冷水澡，如此硬朗的人，怎么就走了？”刘伯承元帅更是老泪纵横，向邓小平同志慨叹：“像陈赓这样乐观果敢的人，竟英年早逝，我实在想不通！”

林彪元帅身着55式元帅大衣，面色凝重。作为黄埔军校的学长，陈赓曾在南线大追歼战役中与他默契配合，素来孤介的他，对这位战功卓著、智谋过人的学长始终满怀敬重。陈毅元帅一身戎装，神情悲戚，这位曾赞誉陈赓 “像一块磁铁，能团结大多数人革命”的战友，深知陈赓的离去是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往昔并肩作战的岁月历历在目，悲痛难以言表。董必武等老一辈革命家亦亲临致哀，董老眼神滞重，久久凝视遗像，仿佛仍不愿接受这位精力充沛的战友猝然离世的事实。

毛泽东主席与刘少奇同志虽未能亲临现场，却均敬献了挽联花圈，寄托深切哀思。中南海内，主席遥望中山公园方向，向秘书轻声叹道：“我不去了，众人皆知陈赓乃我之爱将，我若前往，怕是难以抑制悲痛之情。”这句深情叹惋，道尽了领袖对麾下名将的珍视与不舍。

英魂永驻 精神光耀千秋

陈赓大将的骨灰从上海迎回北京，这场万众同悲的公祭，既是对一位开国元勋的至高哀荣，更是对他毕生奉献的最高礼赞。从黄埔军校的青年才俊，到中央特科的隐蔽尖兵；从红军师长到八路军旅长，从野战军司令员到志愿军代理司令员，再到新中国军事工程学院的奠基人，他用一生践行了对党的绝对忠诚。钱学森曾由衷赞叹：“在我国那样艰苦的条件下，陈赓竟能在短时间内建起如此完整的综合性军事技术学院，这在世界上也是不朽的奇迹。”

他光明磊落、直言敢谏，被陈毅元帅誉为 “党内一门炮”；他风趣幽默、豁达乐观，是军中公认的 “开心果”；他临危不惧、智谋过人，在无数次战役中创造奇迹；他心怀家国、情系百姓，即便病重之际仍牵挂家乡疾苦与国防事业。他的一生，是忠诚、勇敢、智慧与担当的生动写照，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崇高品格的完美诠释。

陈赓大将的溘然长辞，是党和国家不可估量的重大损失，但他用毕生热血铸就的卓越功勋，早已永载共和国史册；他用生命践行的革命精神与崇高品格，如日月昭昭，永不磨灭。他的英名如高山仰止，令后人敬仰；如江河行地，滋养人心，将永远镌刻在亿万人民心中，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在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上勇毅前行、赓续奋斗。

为铭记这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者、功勋卓著的革命家，让陈赓大将的传奇人生与精神内核穿越时空、光耀后世，20集电视剧《陈赓大将》应运而生。这部作品由主创团队历时数年深耕打磨，以翔实史料为根基，以艺术匠心为羽翼，精心撷取陈赓大将人生中的经典瞬间——从黄埔军校的骁勇少年，到上海特科的隐蔽尖兵；从长征路上的铁血担当，到抗日战场“专打 386 旅”的赫赫威名；从解放战争的运筹帷幄，到援越抗法、抗美援朝的国际主义情怀；再到创建“哈军工” 、助力“两弹一星”的拓荒之举，全景式再现了他智勇双全、坦荡幽默的鲜明个性，以及对党的绝对忠诚、对人民的深沉热爱。

剧中，侯勇以“神似”的演绎还原了大将风采，主创团队不拘泥于史料的艺术创作，让这位传奇将领的形象更加真实可感，既打破了传统英雄 “高大全”的刻板印象，更收获了不同年代观众的深度共鸣，首播便创下高收视佳绩，更在纪念长征胜利等重要节点重播，让精神传承绵延不绝。

陈赓大将，英名永昭寰宇，精神万古长青！

作者简介：李广畅，山东新四军研究会筹备委员会委员，资深媒体人、作家、法律维权专家、通晓各种文体写作和法律知识、有丰富的法律服务实战经验，受聘担任多家企业和媒体法律顾问，现任作家报（网）总编辑，《文学与法治》总编辑，中国新时代党建新闻网副总编辑、作家报出版社社长、中国作家文学数字经济研究院院长、国际华文作家传媒联盟主席。曾在济南军区某部专业从事新闻报道工作，因写作多次立功授奖，后转业到新泰市人民法院任秘书和法律政策研究室研究员，现为文化公司和法律公司、综合经贸公司执行董事。从1993年开始专业为老百姓垫钱打官司，激活了法律服务市场，有中国垫钱打官司第一人之称。学习蒲松龄，边打官司边搜集文学创作素材，业余时间进行新闻和文学创作。曾在济南军区司令部宣传处、山东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部、山东青年报社理论部和新闻部学习，曾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法制日报、农民日报、人民装甲兵、人民法院报、中国科技信息报、大众日报、前卫报、山东青年报、山东法制报、山东青年、时代文学、农村大众 、山东工人报、山东人民广播电台、黄河民兵、大众法治、山东审判等报刊电台出版社发表新闻文学作品300余万字，并有多篇文章和典型经验材料在征文活动中获奖和被解放军出版社、经济出版社、法律出版社等入选结集出版。所创作的长篇小说《离歌》、《婚姻出走记》分别在敦煌文艺出版社和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所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形形色色的离婚案》、《羊流风华》、长篇小说《青春芳华》、《情缘》、《未了的情缘》、《人生春梦》、长篇文学游记《中国的红色密码》系列篇章等在国家正规报刊、网站上发表，受到读者好评。

（本文完）2025年秋

总编审：蓝乙人 

副总编辑：韦俊如  

责任编辑：孟金喜 席野蓦 

校对：蓝添译 蒙晓韵